中国考试制度改革批判
公平、效率是衡量制度优劣的标准。既有公平又有效率是优秀的制度，侧重公平忽视效率或侧重效率忽视公平是水平一般的制度，而既无公平又无效率则是最坏的制度。很遗憾，中国“教改”设计出的种种招生制度实行起来就是这种既无公平又无效率的最劣的制度。
一，“应试”的无奈
中国教育问题多多，尤其是“应试教育”的弊端更加严重，以至“群情激愤”，有关著述近日也多了起来，说明已引起各方重视。但细读这些满含激愤的口诛笔伐，却使人感到多数文章激愤有余，冷静、理性的分析则相对不足。对“应试”激烈抨击、提出种种变革无疑是应该的，但对教育改革的平稳深入来说，仅此则远远不够，只有冷静分析才能真正“对症下药”，而“乱开方”的危害可能更大。
“应试”的危害有目共睹，但却“屡禁不止”，说明有其深层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供求”关系长期严重“失衡”，“求”一直远远大于“供”。我国愿意上大学的生源数量远远超过大学的招生数量。很明显，高等教育在中国目前尚属稀缺资源，这必然要形成“过度竞争”。无论人们多不情愿，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过度竞争自然要向中、小学蔓延扩展。由于大学容量太小，高中的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致使多数初中生无法升入普通高中；为了上大学，人们只有千方百计考上高中，尽可能考上重点高中；要上高中尤其是重点高中，又要千方百计上重点初中；要上重点初中，就必须“从小抓起”，结果本应天真浪漫、嬉戏玩耍的儿童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学习负担。这种过度竞争持久不退说明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度膨胀，但反过来看，这种“需求高度膨胀”又恰恰是高等教育大发展强大、积极的动力，如果没有这种动力，高教反而难以发展。
在这种现实条件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学的优质教育长期将均属“稀缺资源”。如何分配这种稀缺资源，是任何教育体制的“制度设计”都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这更是我国教育“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背景。离开这一基本背景来谈论“教改”，如果不使情况更糟，起码是难中肯綮。
从原则上说，所有适龄青少年都有分享这种稀缺资源的权利，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分享的机会，因此不得不设计出种种方法、制度选拔少数、淘汰多数。可以“举荐”，如家庭出身、家长的权力、本人的表现（古时是“举孝廉”，现在是“三好生保送”）等作为推荐的标准；可以考试，以考分作为选取的标准；可以用金钱购买，把教育完全作为一种产业；甚至可以抽签，如现在某些地方小学升初中实行的“电脑派位”；可以按地域分配，如“就近入学”。虽然种种方法各有利弊，但每种方法的利弊并不完全相等，历史表明，相对而言只有考试制是利大于弊。
当然，考试必然会有种种弊病，对此确不能忽视。但在恢复高考制度三十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的各种弊病，因而忘记当年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想以此来补考试之弊，这的确是“吃错了药”。“推荐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有一个完全公正无私，能了解、洞察学生一切，并不受各方干扰、压力，将最优者推荐上去的“推荐者”。但实际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推荐者”，因此，“推荐”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语。现在还有少数“推荐”名额，原本是为补考试之弊，但在许多地方实际成为权势者子女享受的特权，亦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有人提出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扩大校长的招生权来补考试之弊，但这种观点忘记了中国的大学、中学的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在这种权力架构中，如果扩大校方的招生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便在现在实行严格的考试制，每到招生时有关人员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
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充满了惊人的黑幕，所以广大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如果实行“教育产业化”就更要有考试制使贫家子女能凭高分免费或少花费享受优质教育、高等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钱决定，因为教育毕竟是种特殊“商品”，这不仅是国家培养人才、发展文化的需要，更是一种基本权利。
也就是说，如果真想以“推荐”、“扩大校长招生权限”、“电脑派位”、“就近分配”等方法来补考试之弊，实际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要对现在的教育权力结构、行政体制作相当大的改变。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在教育权力结构、行政化体制没有较大改变之前，这些措施不仅不能补考试之弊，而只会使腐败更加严重。改革，需要一定的“路径依赖”，当所依赖的路径并不存在时，改革实际无从下手；若不考虑“路径”问题而执意“向前走”，很可能欲速不达，甚至与原来的目标南辕北辙，所付成本之巨将远远超过人们的想像。
考试制度确有十分严重的弊病，但它的最大优点就是相对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数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统、背景、关系、金钱以及弹性极大的所谓“表现”作为录取标准。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推荐”弊端丛丛，远不如考试，所以在几千年前选拔官员时就以考试的“科举”取代了推荐的“举孝廉”。不问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试制，把个人的能力、才学放在首位，无疑是对把家庭出身、背景放在首位的“身份社会”的否定。当然，考试的成败对某些个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总体而言却是公平、正常的。对少数因偶然性而落榜的考生来说，的确不公，但若因此而否定考试，则会对绝大多数考生更为不公。
由于考试的优点明显，所以这一方法被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人类社会的实践表明，尽管十分无奈，我们今天还不得不面对的考试却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这本身就说明考试制度位居社会结构的核心之内，因此对考试制度的废与立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变动，而不仅仅是一种教育体制的变化。所以，近四十年前“文革”开始时首先被废除的制度就是考试制度。同样，三十年前“拨乱反正”时首先恢复的制度还是考试制度。一个正常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考试社会”；一个废除了考试制度的社会，必然会使社会价值体系严重紊乱，必然会由失范、失序而渐渐演变成一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混乱世界。
应当承认考试制度是一个弊端重重的制度，但还应当承认目前仍无更好的制度能够取而代之。因此，不应因考试的弊病而过激地否定它，而应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对于一个曾经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珍惜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当然不可能是没有任何弊病的。
二，“多元化”“小升初”的“意义”
从1998年开始，北京市为了“素质教育”取消“小升初”的考试，结果每年“小升初”的具体方案都不完全一样，都在无数家长焦急的等待中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近来小学生上初中的入学方式竟有十种之多！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哭笑不得。
之所以会如此“搞怪”“搞笑”，盖源于十年前，北京市的小学升初中取消了考试，代之以“电脑派位”，其初衷的确可嘉，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提倡素质教育。但此方案甫一公布，还未施行，我就撰文对这一“改革”提出批评，认为一将导致“入学腐败”，破坏教育公平；二将导致学生负担实际大幅度加重。当时不少人对取消考试能减轻学生负担尚报希望，对我的观点不以为然，至少认为言之过早。但经过十年“废除考试”的我，对那个年代在“减轻负担”、“教育公平”名义下进行的“改革”所带来的种种“怪现状”记忆犹新，因此坚信自己的分析判断不错，只待事实来检验。
不知应当高兴还是沮丧，此方案刚一实施，就被我“不幸而言中”。“电脑”其实受人操控，只能“派”家中无权无钱的学生，有权有钱者根本不受其“派”。由于初中之间的师资水平、教学设施相差悬殊，“优质中学”资源极为紧缺，竞争激烈，如何选拔入学者的“制度设便成为关键。如果不顾现实条件，尽管改革的动机纯正、立意良好，但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电脑派位”、“就近入学”原本是为减轻中、小学学生的学习负担而进行的入学改革，但在实际中，凡有权力有关系者，子女统统成为“择校生”，广大没有关系、权势的家长也想尽一切办法“拉关系”交钱，让自己的孩子“择校”。之所以要拉关系是因为“择校”严格说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没有“关系”有钱也无处交，用广大家长的话说就是“拎着猪头也找不着庙门”，“想交这几万块钱还要求爷爷告奶奶”。由于择校费并不是公开的明码标价，而是“看人下菜碟”，根据“关系”的亲疏、权力的大小决定“择校费”的多少，少则几千元，多则好几万元甚至上十万元。在这种“运作”过程中，充满了惊人的黑幕。《北京晚报》曾有记者报道，一位看到过一所“优质校”收到的“白条”，“当时那些白条都是登记在一个册子上的，后面注着委托人的背景，备注中的单位和官职足以让人‘震憾’。”
而原本是为提高素质而提倡的“文体特长”变为“选拔性测试”的标准，各种“考级”不断升温，英语、奥数、钢琴、提琴、小号、萨克斯管、绘画、摄影……举不胜举。据报道，今年应该是成年人唱主角的北京春季公共英语考试中，难见成年人踪影，反而都是为“小升初”而来的小学生；“小升初”学生的简历厚过毕业求职。“素质教育”反而成为新的“应试”，更加重了学生和家长的负担。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交不起钢琴费、英语班等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
面对既不公平又加重了学生负担的“取消考试”，广大学生和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
近十年下来，取消考试的弊病已暴露无遗，主管当局不可能不知道；学生、家长的呼声肯定有所耳闻。但主管总部一直坚持此路，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管实情如何，“教改”、“素质教育”之名不敢轻改现状。二是在由取消考试形成的“择校热”中，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的链条，一些权势者和具有话语优势的“优质校”是主要受益人，不愿改变现状。
“小升初”取消考试的必要前提是对所有中学实行大致“公平”的待遇，不能象现在这样几可用天壤之别来形容。如此巨大的反差，必然会产生不择手段的“择校热”。而中学之所以会有这样巨大的反差，又与主管者追求“政绩工程”的心态有关。还是据上引《北京晚报》报道，一位区领导在全区大会上明确表示：“教育资金与其‘撒芝麻盐儿’，不如集中起来重点建设几所学校。”一些校长承认，“普通校想申请点资金，校长得费尽口舌，示范校不用说话自然会有拨款到账。哪个领导不想建出个‘政绩工程’呢。”
中学校际间的巨大差别是“小升初”无法脱离的背景，任何升学方式的制度设计都不能脱离这个社会现实。任何脱离现实的主观设计，无论初衷多么美好，在实践中都将扭曲变形。面对此种情况，有关部门也一直想出种种方法，但结果却是越来越糟，人们越来越不满，以致有今天的“十种”之多。其实，这种“多元化”入学将使学生、家长更加茫然。因为在学生、家长与学校、主管部门的“交易”中双方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将造成了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占有信息的人在交易中获得优势，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信用市场中产生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将严重影响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及人才的选拔培养。学生及其家长对入学信息的了解总不如学校及其主管部门，因此校方总可以凭借信息优势获得种种额外利益，损害学生和家长的利益。所以，减少“信息暴利”是维护资源分配公平有效的基本措施。而标准越是简单明了，如以考分为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小，选拔过程将越公平；标准越是复杂“多元”，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选拔过程将越不公平。
“要减负，就考试”，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北京十年“小升初”“改革”从反面说明这一点，这才是“小升初”“多元化”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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